如何确保鉴真的理念通过具体可行的方法来加以贯彻，将是困扰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得到有效实施的原则问题。

而且，法律实证研究在学术市场上显露出有效的竞争力。第三，多层次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期刊名称】《中国法学（文摘）》【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实证研究 。与第一波法律实证研究类似，第二波法律实证研究也未能延续下去，没有形成一种学术传统。【中文关键词】 法律实证研究。本土资源论是当时苏力对中国法制发展道路的理论回应。讨论并不限于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微观场景和社会关系，上升到一般性的法律现象，从中讨论中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运行等，在经验基础上阐释法治实践。

应该说，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并不存在所谓天然更好的研究方法，但面对不同问题时有更合适的方法。实证研究成为分析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重要视角，乃至于某种程度上成为学界的一种趋势。就这样，民国时期刚刚开始确立的法学传统随着旧法统一起被抛进了历史。

许章润于2008年创办《历史法学》杂志，试图在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场域，通过省察民族国家法律生活的历史理性，揭示中国文明规范体系的比较文化意义，从而求裨于中国当下的艰难历史转型。《杂律》拾遗补阙，错综成文，班杂不同，故次《诈伪》之下。从此，中国的法学进入西方法学的中国/汉语表达时期。③旧政权统治时代已经学有所成的法学者被停止专业工作，其智识的活动无人接续。

有人甚至把这场争论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说它实际沦为那些不在场的在场的外国法学理论通过其中国代理人的学术演练。然而，这样一种新的现代的法律文化、文明转型很快就走向了另一条道路：由翻译法学作为基质的所谓新法学在新的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戛然中止其前行的步伐，中国法学再次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历史/文化断裂，笔者称之为第二次断裂。

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法学界内部悄然兴起了一种关于法学之性质的争论，参与争论的人数愈来愈多，其影响力也愈来愈大，这就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而新法学在新的革命政权建立之后其前行步伐却戛然而止，从此，维辛斯基法学（斗争法学）大行其道。时至今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法学的学问面貌愈来愈显得模糊不清，以至于，连法学这个词本身的用法都很不统一，甚至有些混乱不堪。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尽管如此（它们可能实际上担负着上述司法、立法以及法律教育之不同的职能），律学的知识兴趣在律典（成文法）之用（实践），或者，按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1921—2008）的说法，律学实乃关于刑罚上下轻重的学问，而非法之玄谈或理论沉思，其术用色彩明显。凡此种种，尽显帝国仓促应对外部的世界之窘迫、无奈和焦躁。至今，这样的交锋仍时起波澜，学术界不得不时断时停、花费精力去应对其内部一些非学术的纷争，以期形成较为理想的言谈情境和无扭曲的交往共识。舒国滢，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新型的人民政权采取革命的方式不仅摧毁了旧政权的法统，连同在这个法统之下生成的法律精神、法律思想亦一并消解。二、西方法学的中国/汉语表达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律学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必须通晓、且在断狱决讼中实际应用的专门学问（实用法律技术）几乎寿终正寝。

），提出各种法律思想的名家也不在少数，但历代学人却鲜有关于法学之专论。原因很简单，律学作品本身不是传授法律知识的教科书（教本），不属于大学的法学（Die Rechtswissenschaft an den Universit?ten）/法学教师的法学或大学的学科（Universit?tsdisziplin）的范畴[在这里，一个学术法学家（der Gelehrte Jurist）阶层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想见，当一个民族抛弃了法学理论家们的思考和智识工作，其理性的法律文化的实际力量会显得多么衰弱，而其非理性的制度力量又会多么无序地强化，以至于造成主张革命的政治家们亦始料不及的损失。贼盗之后，须防斗讼，故次于《贼盗》之下。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尤甚，不得不认真审察。另一方面，当代的学者们又（像清末民初的法学前辈一样）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当下西方法学之自我殖民化现象严重，对法律学说言必称欧美心怀抵牾，大家希望法学知识继受的过程不能拖得太长，因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实践在倒逼中国的法学者们，大家要急着改变知识被动和法学幼稚的局面/形象。形成此种差异的原因很多，我们完全可以用中西法律文化之差异作为分析的宏观框架来进行全方位的专门的探讨，或许据此可以破解其中的奥秘。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

久而久之，其政治敏觉性超过了学术和思想的敏觉性，法学的思想创造能力陷入委顿的境地。照笔者的理解，建立汉语文明的法学（汉语法学），需要考虑的是未来的中国法学要有中国人自己传统文化的底色，有中国之话语、范畴、方法、当下制度实践经验的总结、案例的积累和理论提炼。

因为这样一种努力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两种结果都会造成历史之渐进发展链条的断裂。由此观之，中国律学是一门独特的法律学问，或者说，它是一门以实用目的为导向的注释律典技术，可以简称为注律法术（在此意义上，将律学叫做律术（比如，用德语似乎可译为Kunst des Gestzes，用英语可译为Art of statute），其实并没有违和之感。

或虑三辟攸鉩，八刑尚密，平反之吏，从宽而失情。然而，法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一直遭到其他学问（尤其是哲学、自然科学）的挑战、质疑和批判，甚至在很长时期内被排挤出科学（Wissenschaft/Science）的行列。

故此，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左右着法学理论争论的方向，注释政治会议、党报社论的精神及领导人的讲话成为法学理论工作之要务。唐代白居易著《策林四·论刑法之弊》呈表曰，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硋也。而且，第二次断裂造成的法学历史阻断却影响深远（简称为维辛斯基法学的后遗症）。然而，其时的律学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功用价值，业已变成了另一种学问，我们或许可以笼统称之为律学研究。

然而，要完成这样一个宏愿，目前我国法学界应该做的其实还是一个基础的双重作业，即：一方面，不应放弃对于西方法学知识的继受，而应继续有系统地？译西方（特别是欧陆）法学经典、权威的教科书、法学方法论著作，尽可能早一些完成西方法学的中国/汉语表达的任务。当然，有关中国古代法律学术所遗文献中，也有瀚如烟海的所谓律学之作，其虽滥觞于秦，却兴起于汉，繁荣于魏晋，唐宋集成，延续至清末，比如：东汉杜周、杜延年所著《大杜律》、《小杜律》，晋张斐著《汉晋律序注》、《律解》，杜预著《律本》，唐长孙无忌等人撰《唐律疏议》，宋傅霖著《刑统赋》，元沈仲纬著《刑统赋疏》，明刘维廉等人著《明律集解附例》，陈遇文著《大明律解》，清官修《大清律集解附例》，清末薛允升著《唐明律合编》，等等。

如所周知，律学之衰落，乃中国19世纪中后期以降遭遇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致，当时的中国呈现某种看似矛盾的复杂面相：一方面，由于清末帝制处于内忧（农民起义）外患（外敌侵略、殖民）之危局，中国在地理视野、历史感受、文化价值观以及政制、法律和学术等方面均面临不可思议的、陌生的泰西（西方）之异质文化/文明的冲突与挑战，故而从天下观的中心逐渐沦为世界的边缘，变成了被近代新国际秩序构成的世界体系所遗弃的孤岛和西方列强打着文明国家的旗号（携带着欧洲国际法）纷至沓来以狼道[即，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homo homini lupus）]方式强占地盘、哄抢宝藏、争食猎物的失去栅栏的土地。照此，既论职司事讫，即为有关户口、婚姻规定之《户婚》律。

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这类著作的读者主要是负责律典实施的官吏（尤其是直接执司律令科条的胥吏），如长孙无忌之进律疏表所言，其所虑者乃在刑靡定法，律无正条，徽飝妄施，手足安措。

他于2014年出版的《汉语法学论纲》，力图借历史法学之精神，为中国人世生活提炼和展现规范世界的意义之维，有意识地提炼和运用汉语思维及其表达方式，实现法学语言中国化（汉语法学）之理想，其情怀和奋斗精神同样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从积极的方面看，它是中国近代以来学人面临内忧外患之困迫仍持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之确信的一种反映，是中国文化在复兴或跃迁之前的一种早觉的心动。然而，完成这样一个跨越的使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法学的知识状况仍是乏善可陈的，那个时期法学任课教师以及学习法律的学生普遍感到知识的焦虑，人们渴望一夜之间找到突破口，冲出法学知识的樊篱，希望迅速弥补由于法学的荒废而留下的知识空白，法学界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情绪，传统法学的批判、法学的革新、法学的转型、方法的革命等成为当时的时髦的口号。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必须通晓且在断狱决讼中实际应用的专门学问（实用法律技术）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趋向现代需要的新法学——翻译法学。也就是说，律学的内容缺乏大学的法学所具有的超越现行律典（实在法）之用或与之相对分离的理论化、体系化和科学化的知识追求。

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的律学家虽然博学多才、知识广泛，但他们本身不是学术法学家，也没有经受过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科学训练（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近现代大学里的理性法律教育或科学训练成为现代法律思维训练方式最为纯粹的类型，对于法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因而并不重视法律关系、法律制度等问题的纯理论/逻辑（名学）探讨，不喜欢（或者不屑于）、也不一定擅长对法理进行纯粹理论、纯粹逻辑（名学）的认识和分析。思想的慵懒现象流行于法学的各个领域。

邓正来在《政法论坛》2005年第1至4期连载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随后结集出版），对中国法学在1978至2004年这个时段的法条主义、权利本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做了总体性的反思与批评，指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实是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我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以上两种逻辑交互作用，就构成了《疏议》这一有机联系的整体。